结构化产品是一类将固定收益资产特征与金融衍生品特征相结合的金融理财产品，具有权益资产价格联动属性、定制化风险管理属性等，是稳健参与权益资产配置、高质量实现财富管理目标的重要产品工具。

  以收益结构、收益风险特征等的不同，可以将结构化产品大致分为两大类：① “固收+”产品。这一类产品的核心原理是将全部或部分本金投向固定收益资产、并将利息投向金融衍生品，实现既能在权益资产上涨时分享收益，也能在权益资产下跌时，固收部分本金不受影响的投资效果。

  ② 自动止盈风险保护类（即“自动敲入敲出”类）产品。这一类产品属于非本金保障型产品的一种，通过管理、卖出权益资产波动，提供一般高于传统固收类资产的年化收益；同时设有无需权益资产大面积上涨即可触发的止盈机制，以及权益资产一定下跌幅度内的保护机制，大大降低权益资产投资风险，适用于温和上涨、震荡等多元市况。近年来受全球投资者青睐的雪球产品、FCN产品（Fixed Coupon Notes，固定票息票据）即为自动敲入敲出类产品的典型代表。

  根据SRP（Structured Retail Products）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结构化产品发行总名义本金规模9977.24亿美元，其中亚洲市场总发行规模6486.75亿美元、约占比65%。近五年来，亚洲从始至终保持全球市场60%以上份额，已稳定成为全世界结构化产品的主要市场。

  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是境外相对成熟的金融市场，也是亚洲结构化产品的主要活跃市场。本文将以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为例，回顾亚洲结构化商品市场的发展实践与现状特征，为我国境内市场高水平发展贡献借鉴价值。

  结构化产品于2003年在韩国市场首次发行。随着韩国市场利率下行、权益市场波动加大，结构化产品受投资者着重关注、规模大幅增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央行（BOK）持续降低基准利率，财富配置投资者不再首选银行存款、转而通过权益资产寻求财富管理解决方案。由于KOSPI 200和KOSDAQ等股票指数接连出现大幅回撤、股市波动加大，能够平抑权益投资收益率波动、具有风险管理属性的结构化产品，成为最受投资者欢迎的财富配置产品之一。

  从发行量来看，韩国结构化产品规模始终保持高位。根据SRP（Structured Retail Products）数据统计，韩国占据亚太地区结构化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尤其是在2019年，该比例达到了65%[1]。虽然新冠疫情某些特定的程度降低了投资者风险偏好、2020-2021年韩国结构化产品增长有所放缓，但2022年以来市场逐渐回暖，2023年结构化产品发行规模超过1400亿美元。

  在产品载体方面，韩国结构化产品有6种产品类型：股票挂钩证券（ELS），股票挂钩债券（ELB），衍生品挂钩证券（DLS），衍生品挂钩债券（DLB），股票挂钩认股权证（ELW）和交易所交易票据（ETN）。其中ELB和ELS为权益类结构化产品，前者为“固收+”产品，后者为非本金保障型产品。

  在收益结构方面，韩国最受欢迎的结构化产品为自动止盈风险保护类（即“自动敲入敲出”类）产品。SRP多个方面数据显示，自动敲入敲出类产品近年来发行规模占比均保持15%以上、最高至占比50%。

  在标的资产方面，自动敲入敲出类产品最早于21世纪初进入韩国市场时，以挂钩股票个股为主；在2012至2014年，由于韩国股市回调较深，挂钩个股单一资产的结构化产品因风险较为集中、导致投资者损失较高，此后挂钩宽基股票指数表现、多只宽基股票指数最差表现（Worst-of）的自动敲入敲出类产品成为市场主流。

  韩国结构化产品的主要发行方为大型证券公司，呈头部集中态势。以2023年为例，根据韩国证券报告库（Korea Securities Depository，KSD）数据，五家头部证券公司的ELS发行额占据全市场发行额的48.7%；其中Meritz Securities的发行额为7.44万亿韩元、排名第一，占据市场占有率的11.8%。

  零售个人投资商为韩国权益类结构化产品的主要投资者，主要是通过银行和股票经纪人买产品，根据韩国金融监督院（Financial Supervisory Service，FSS）数据，占比分别为52.25%、26.13%。此外，占比超过18%的资产管理基金和退休养老基金的销售经营渠道也包括零售个人投资者。

  2021年以前，最受韩国投资者欢迎的挂钩标的是标普500指数、欧洲Stoxx 50指数以及恒生国企指数。然而随着港股指数近年来持续下挫，投资者开始转向更具增长潜力的日本Nikkei 225指数。2023年，韩国挂钩Nikkei 225指数的ELS产品发行规模同比增长155.7%，首次超过了恒生国企指数。

  香港结构化产品呈现场内、场外协同发展形态趋势。场内结构化产品方面，2002年，香港监管机构规定了多种结构化产品的上市机制，香港联交所于2002年5月上市首个股票类结构化产品（股票挂钩票据，ELI）。在2006年引入牛熊证、并于之后引入结构化权证、界内证之后，香港场内结构化市场吸引力大幅度的提高，成为亚洲领先的交易所结构化产品市场。

  场外结构化产品方面，同样随着利率下行、权益资产波动加大而受财富配置投资者着重关注、规模大幅度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后，香港市场利率一直维持在0.5%的低水平，直到2016年开始有所上升，到2019年又下降至1%以下，直至2022年香港再次步入加息周期。低利率环境促使香港结构化商品市场蒸蒸日上，2019至2021年，香港结构化产品年发行规模实现了平均每年60%的增长率，近两年虽有所回落、但总发行规模仍稳定在800亿美元之上。

  在产品载体方面，场内结构化产品在香港联交所上市交易，包括衍生权证、牛熊证和界内证三大类型[4]；场外结构化产品的基本的产品形式则为挂钩型票据[5]。

  在收益结构方面，自动止盈风险保护类（即“自动敲入敲出”类）产品自2018年来始终为香港结构化商品市场主流产品，最高市场发行规模占比曾达到81%；近两年由于权益市场表现不佳，自动敲入敲出类产品发行规模占比逐渐回落至48%，但仍为结构化商品市场之首。

  在标的资产方面，以2023年为例，最受投资者青睐的权益类标的为股票篮子、占比达60%，与韩国市场类似，充分反映出当前香港结构化产品发行商、投资者对于风险分散化的重视。

  香港结构化产品的主要发行方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呈头部集中态势。以2023年为例，根据SRP数据，恒生银行和汇丰银行的结构化产品发行规模占比分别为50%和43%，各占据半壁江山。

  在场内结构化产品方面，香港金融发展局报告数据显示，投资者最重要的包含做市商、金融机构、高频交易者、零售个人投资者。

  在场外结构化产品方面，投资者包括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通常为香港私人银行客户，客户准入门槛高，产品投资约束相对较少；而普通投资者则只可以投资由金融机构发行的、经由香港证监会批准的产品[6]。

  与台湾场内衍生品市场“先海外后本土”的发展特征类似，随着20世纪90年代结构化产品在欧洲的诞生兴起，台湾结构化商品市场也紧随这一趋势而发展。

  2019年起，随着韩国等传统亚洲结构化商品市场的发行规模下滑，叠加台湾当地监管对结构化产品在交易报告制度、报告库基础设施、境外标的交易交割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完善与政策支持，以及台湾结构化产品发行商的产品创新、经营管理能力提升，台湾结构化产品发行规模大幅度增长、在亚太市场中的占比亦有较大上升。根据SRP数据，与2019年相比，2023年台湾结构化产品在亚洲（不含中国大陆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由10.58%上升至23.49%。

  在产品载体方面，台湾结构化产品最重要的包含本金保障票据（PGN）、股票挂钩票据（ELN）两类。其中PGN为“固收+”类产品，ELN则为非本金保障型产品。此外，根据发行地点是否在台湾本地，台湾结构化产品还可分为本地结构型商品（Structured Investment）和海外结构型商品（Structured Note）两类，海外结构型商品在台湾发展较早、占主导地位。

  在收益结构方面，自动止盈风险保护类（即“自动敲入敲出”类）产品亦为台湾市场主流产品。根据SRP数据，2020年至今、自动敲入敲出类产品长期保持75%以上的市场份额。

  在标的资产方面，最受投资者青睐的权益类标的为股票篮子，同样反映出当前台湾结构化产品发行商、投资者对于风险分散化的重视。具体以欧洲Stoxx 50指数、标普500指数等全球主要股票指数，以及美国科技龙头股票为主。

  由于海外结构型商品在台湾发展较早、占主导地位，因此总的来看，台湾结构化商品市场由星展银行、摩根士丹利等国际投行占据绝大多数市场占有率；本地结构型商品则主要由台湾当地的证券公司和银行发行，包括元大证券、凯基证券、富邦金控等。

  台湾结构化产品主要面向专业投资者发行销售，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信托等机构以及高净值个人等。

  日本结构化产品最早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进入国内利率走低、汇率走低、股票低迷的复杂市场环境，财富配置投资者开始将目光转向收益稳健、收益风险特征灵活多样、挂钩标的遍布全球的结构化产品。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强化反向货币对票据”（PowerReverseDualCurrencyNote，PRDC）是日本最受欢迎的结构化产品[7]。PRDC与汇率、利率挂钩，当日元贬值或日本与其他经济体的利差走宽时，PRDC的投资的人可获得稳定收益。由于久期长（最长30年期限）现金流稳定，PRDC能够在低迷的经济环境中，满足长期资金保值增值的需求。据巴克莱资本统计，2001至2009年间日本共发行了约440亿美元的PRDC。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经济体进入降息周期，导致日元升值、日本与其他经济体的利差收窄，PRDC收益下降、规模开始大幅缩减。同时日本经济逐步走出通缩，充沛的流动性推动日本股市于2012年开启反弹，财富配置投资者开始将资金投向从利率和外汇类资产转向权益类资产，权益类结构化产品成为主流。

  2022年，日本金融服务管理局（FSA）接到大量投诉[8]，发现日本结构化产品发行人向零售客户大量销售不符合其风险承担接受的能力的结构化产品，片面强调高收益、致使部分投资者因不懂产品风险而遭受本金亏损。2022年6月起，FSA开始对发行人的定价透明度、投资的人适当性管理等方面做调查。

  根据SRP统计，2022年之前日本结构化产品发行规模基本维持在200亿美元以上，监管政策的收紧导致发行规模在2022年开始大幅缩水。2022年9月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完全停止了面向零售客户的结构化产品发行，瑞穗金融集团、千叶银行、横滨银行等也都进行了相应的控制措施。

  在产品载体方面，日本的结构化产品最重要的包含金融机构发行的结构化债券（Structured Bonds）和银行结构性存款两大类。其中结构化债券多为非本金保障型产品；在结构性存款中，信托银行（Trust Bank）也可以发行非本金保障型产品[9]。

  在收益结构方面，根据SRP统计，日本的结构化产品大都内嵌奇异期权[10]，其中以自动敲入敲出类产品最常见，2021年占总发行规模的比重超过60%。2022年后，由于监管政策收紧、结构化产品发行规模大幅缩水，2023年自动敲入敲出类产品发行规模仅不足2亿美元。

  在标的资产方面，根据SRP数据，最受投资者青睐的权益类标的主要为日本个股、全球主要股票指数（日经225指数和标普500指数等）。当前随市场对日本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日本金融机构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产品布局、更多转向固定收益类产品，或者运用多种结构化产品，构建高夏普、低波动、与传统资产低相关性的产品，例如结构化基金（StructuredFunds）[11]。

  日本结构化产品发行方以当地大型金融集团和国际投行为主，市场格局变动较为频繁。近年来瑞穗金融集团市占率显著提升，由2021年的5.5%增长至2023年的13.58%，成为日本最大的结构化产品发行商；而2022年之前，三菱日联的市占率常年位居第一。除此之外，日本当地主流的发行方还包括新生银行、日本十六银行、三井住友金融集团等。国际投行方面，澳新银行、巴克莱银行、法巴银行等都是较为重要的参与者。

  日本结构化产品的主要投资者包括地方性银行、捐赠基金等机构投资的人，以及零售个人投资商。

  机构投资通常主要投向PRDC等收益稳健、风险较低的结构化产品。零售个人投资者则受实体经济不景气和长期超低利率影响，自2020年以来对高收益金融理财产品的兴趣日益提升。在此期间，结构化产品发行商面向包括不具备相应金融知识、运用退休金来投资的老年人在内的零售个人投资商，发行销售了较多杠杆较高、风险管理属性不足、与投资者风险承担接受的能力不匹配的结构化产品，并最终造成投资者受损、监管政策收紧、市场规模一下子就下降等影响[12]。

  整体来看，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结构化商品市场的发展与实践呈现以下特征：

  ① 在固收资产低利率、权益资产高波动市况下，结构化产品，尤其是自动止盈风险保护类（即“自动敲入敲出”类）产品，因其具有收益稳健、平抑权益投资波动等特征，是亚洲投资者广泛认可的稳健财富配置工具；

  ② 因具有领先的产品创设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全球及地区的头部证券公司、投资银行是结构化产品的主要发行商，发行市场结构呈现头部集中态势；

  ③ 零售个人投资商是最为广泛的财富配置投资者、是典型的结构化产品需求方，服务零售个人投资商财富配置需求、完善产品风险管理属性、保护投资者利益、提供和投入资金的人风险承担接受的能力相匹配的高品质的产品，发挥服务普惠居民财富配置的“人民性”，是金融机构设计发行销售的核心重点。

  近几年我国境内正处于利率相对低位、股市波动率相比来说较高的市场阶段，以自动敲入敲出类产品为代表的结构化产品同样受到财富配置投资者青睐，满足了降低投资波动、于震荡市况提供投资工具等需求，解决了国内财富管理投资者在投资权益资产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可以充分借鉴亚洲其他结构化商品市场发展的优秀经验，始终围绕提升产品收益风险比、强化风险管理属性、优化投资者体验、完善适当性管理等方面，主动推陈出新、持续服务普惠居民财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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