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更正：①文章中香港入樽机的回收费用（0.1元/瓶子）为政府奖励，非押金退还；②德国押金制下一次性饮料瓶同级回收利用率低，主要是因为存在多个运营商，导致瓶子的最终归宿多样，其中一部分被加工为低等级产品，而形成降级循环。

  在德国，塑料瓶的回收率可高达90%以上。如今，在海内外社交平台上可以常常看到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在德国“捡瓶子”的日常：年轻人在演唱会、音乐节后忙着收集空杯子，居民们拎着大袋小袋的空瓶到超市门口的退瓶机器前排队，回收塑料瓶已成为当地的一种生活小习惯，而这些不能离开一个重要的机制——押金退还制度（Deposit Return System, DRS）。

  从2003年开始，德国就决定全面收取饮料瓶押金（Kaution），在十余年间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回收系统，当居民购买饮品时，会被自动加收相应的押金 (Pfand)，每个瓶子都有一笔押金，返还瓶子后才会被退还。

  这些带押金的瓶子主要可分为两种，一次性使用瓶子（Einweg），它们会被分解成基础原材料如塑料颗粒或金属片，再加工成别的产品，而可重复使用的瓶子( Mehrweg )在清洗后则将多次使用，如玻璃啤酒瓶。

  可重用瓶子的押金在0.08欧元-0.15欧元之间，而一次性瓶子押金通常在0.25欧元，大约相当于2块钱，如果每天收集并退还100个一次性塑料瓶，月收入便能增加6000块钱，所以靠捡瓶子赚钱或许并非只是一个玩笑。

  不仅在德国，该制度已经在全球得到普遍应用。根据欧洲环保机构Reloop的《2022年全球押金系统手册》（Global Deposit Book 2022），目前全世界已有50多种不同的“押金制”，饮料容器的回收率平均可达76%，预计到2026年底，将有约7.48亿人生活在“押金制”国家或地区。

  该制度尤其在饮料瓶和食品包装回收方面成效显著，它是如何从饮料瓶子开始，一步步延伸至餐饮、外卖等行业，甚至撬动起整个包装市场的呢？

  最早的“押金制”可以追溯至20世纪，厂商们用以减少瓶子的生产所带来的成本，避免资源浪费。1970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实施了第一个法律约束的押金制度，早期采用较小额的押金、有限的回收材料和固定的回收地点。

  进入80年代，随着这一概念传播到欧洲，特别是在挪威和瑞典等“环保先锋”的北欧国家，“押金制”得到了全国范围的推广，逐渐演变为接受更广泛的包装材料和更高的押金，一般会用以商店为回收点的“定点返还”模式，即直接在购买饮料的商店进行回收，并且发展至今，欧美各国主要用以应对逐年增长的一次性塑料污染。

  商店践行“押金制”也给商店带来了更多经济效益，商家在店内放置自动回收机器，无形中引导消费者更频繁地到店归还一次性塑料瓶，为线下购物创造了更多机会，发挥着持续激励消费的作用。

  而在我国，近年来也出现了“押金制”的身影。香港环境保护署（环保署）于2021年第一季推出“入樽机先导计划”（入樽机，即瓶子回收机器），与公司合作进行回收试点，每个瓶子回收价0.1元。据环保署官网，截至今年10月底，全港已布置了120部“入樽机”，回收了超过13800万个塑料瓶。

  在一次性塑料瓶回收中，“押金制”的优点是能够更好地调动当地居民的环保参与度，以此大幅度提高回收率，但从真实的情况来看有其局限性。

  以德国的“押金制”为例，被回收的一次性饮料瓶通常会通过公私部门共同协作的“双轨回收系统（DSD）”做处理，大多数瓶子在回收后，由于材质和卫生要求的限制，往往只能被加工成低等级产品，如塑料管道、垃圾袋和快递包装等。这种“降级循环”模式虽然延长了塑料的生命周期，却没办法形成多次循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愈加严重的塑料污染问题。

  相比之下，现在在餐饮、外卖行业中逐渐流行的“重复使用+押金制”模式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同级循环”。

  “重复使用模式（ Reuse ）”（以下简称“重用模式”）的核心在于使用可重用的餐盒、饮品杯等容器来替代一次性包装。这些可重用的容器在消费的人使用后将归还到循环系统中进行清理洗涤、消毒，再次使用，形成使用闭环，不仅减少了一次性塑料的使用量，还降低了原材料消耗和垃圾处理的成本。

  同样是在香港，就有一个典型“重用+押金”模式的商业样本。在2022 年，国际外卖平台 Foodpanda 联合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WWF）在香港开展了“可重用餐盒计划”，根据其官方显示，截至2024年7月，已有60家餐厅参与成为合其作伙伴，共完成约20000订单，送出超过27000个重用餐盒。

  消费者可在Foodpanda平台上选用“可重用餐盒”，需支付10元港币押金，用餐完毕后可自行归还到容器回收机，或交给送餐员代还。在取回押金的同时，每退回一个容器就可以获得15元港币的foodpanda电子优惠券，和相关合作方如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提供的免费车程、绿色积分、环保产品等福利。

  通过简单的“退还即获利”的形式，“重用+押金”模式实际上提供给了居民们一个在日常消费中就能参与环保的具体途径，环保并非是抽象、遥不可及的概念，而是一种体验良好、带来实际回报的行动。

  押金制的顺利运行，还离不开一个关键政策措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EPR的核心理念是将生产者对其产品的责任从生产阶段延伸至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包括设计、生产、流通、消费等各环节，尤其是回收利用及废弃物处置。

  在德国，当地EPR制度要求饮料制造商确保其瓶装饮料的回收率达到一定标准，如果未能达标，就需要支付罚款或投入更多资源以提高回收率，因此厂商就需要在设计包装、材质选择时考虑可回收性。而“押金制”的作用则更多体现在消费层面，推动大众对包装、容器的归还行为，最终通过两者的协同以产生良好的回收效果。

  玻璃瓶，也曾是中国垃圾回收率最高的几种垃圾之一。不少80、90后或许仍记得，去小卖部买汽水的时候，需要给玻璃瓶子押上五毛或一块钱。这也是中国早期所出现的一种简单的“押金制”，还在于当时的原材料比较匮乏，也不存在计划外的市场，厂家只能回收饮料瓶，清洗后重复使用，以确保市场对饮料供应的需求。但是，随时代发展，饮料包装原材料供应更加充足，加上消费模式转变、回收成本逐步增加等因素，中国瓶子回收也迎来了更多挑战。

  近年来，一些全球有名的公司也开始关注“重用+押金”模式，在长远的品牌价值和未来市场占有率作出布局，例如，从2021年开始，星巴克开始在全世界内试点“循环再用杯”（Borrow A Cup）计划，其中台湾星巴克自2022年12月，在台北和桃园的60家门店试行循环杯服务，每个杯子收取50元新台币押金，归还后可获取10元饮品优惠卷，截至2023年8月已减少超22,000个一次性杯子。尽管这类由企业主导的试点项目，在提高容器回收率和消费的人参与度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消费者卫生安全疑虑、推广规模有限及初期高成本投入等挑战。

  若需要大规模推行回收体系，则离不开系统性的政策支持，政府在这一环节扮演关键的“牵头者”角色。德国和瑞典等国家经验表明，具备监管功能的系统运营机构至关重要，它们是生产者、消费者、回收者与利用者之间的核心桥梁。

  近年来，慢慢的变多的专家和学者开始关注EPR制度在环保和企业责任中的作用。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常务副会长赵凯曾提到，虽然我国在外包装的回收上仍存在低回收率、过度包装等问题，且回收体系不够完善。推动EPR制度立法、明确具体的回收目标，并将其细化至地方和企业，将有利于提升包装废弃物的回收水平。此外，中国欧盟商会环境工作组主席常新杰也曾表示，EPR制度可以更加好帮助平衡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成本负担，使各类企业在环保成本上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由此减少因包装材料选不一样带来的成本差异，使得企业更有动力共同推进包装废弃物的高效回收与循环利用。

  总的来说，在政策设计中，政策制定者应该最大限度地考虑“押金制”与“EPR制度”的结合，在餐饮、外卖等重塑料外包装的行业明确“可重用”的目标，若只关注回收而忽视重用，可能会引起大量塑料瓶回收后仅用来生产低质量产品。而近几年发展迅速的可降解塑料，仍属于一次性线性经济，减塑效果未达预期。

  随着国家对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的理解不断加深，以及公众需求、公司发展的不断推进，国内已逐渐形成“回收-循环-重用”的初步共识和基础条件。可以说，“押金制”将有望带领中国走出饮料瓶回收困境，并成为中国探索以重用模式为核心的包装减塑之路的重要一环。